从茂名腐败窝案看卖官鬻爵潜规则大果巴戟

从茂名腐败窝案看卖官鬻爵潜规则

随着中央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官场中卖官鬻爵的潜规则得以暴露在阳光下，不少案件令人触目惊心，其中尤以茂名窝案为典型。

官位有价如商圈 贷款买官不稀奇　　——从茂名腐败窝案看卖官鬻爵潜规则　　□南方农村报记者 王伟正　　实习生 陈侃　　信宜市一名镇长，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工作兢兢业业，多次获表彰，却与升迁无缘。为了能升任镇委书记，他抵押贷款了5万元，凑了20万元行贿，很快就获得提拔。　　针对茂名腐败窝案，广东省委向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中，公布了其中涉嫌行贿买官人员159人的组织处理结果：降职8人，免职63人，调整岗位71人，提前退休1人，诫勉谈话16人。　　茂名并不是官场孤例。河南、山东等地都曾被中央巡视组点名，指存在买官卖官问题。日前公布的广州市白云区窝案案情，其中亦有买官卖官行为。　　买官卖官，古往今来，均是官场难以根绝的腐败行为，亦是一个国家没落、腐烂的源头。今年7月16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央第二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在选人用人问题上，要重点发现买官卖官、带病提拔、超编制配备干部和"裸官"等问题。他指出，选好人、用对人是头等大事，选对一人、造福一方，选错一人、贻害无穷。总书记习近平则一早表态："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决不姑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随着中央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官场中卖官鬻爵的潜规则得以暴露在阳光下，不少案件令人触目惊心，其中尤以茂名窝案为典型。　　从上至下　　买官卖官　　在两任"一把手"的带动下，当地民间流传着"买官价目表".　　民间流传一副对联，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联是"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联是"以钱开路".这是对买官卖官的真实写照。　　在茂名窝案中，最后一个向市委书记罗荫国买官的谭某，原是茂港区常委副区长，在副处级的职位上待了8年。为了能获得提拔，谭某用信封装好30万美金，连同自己的简历和照片一同送给罗荫国。几天后省纪检干部在罗荫国家中发现了这个还没来得及拆开的信封。　　在周镇宏、罗荫国两任茂名市委书记任内，"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调动"成为茂名官场公开的秘密，当地民间流传着从科长数十万元至副市长数百万元的"买官价目表".在两任"一把手"的带动下，原茂名市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原副市长陈亚春、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英、原市委政法委书记倪俊雄等人一并涉案，茂名全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负责人更是无一幸免，涉案人员包括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其中159人涉嫌行贿买官，波及党政部门105个。　　倪俊雄在任职茂名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期间，利用提拔使用公安系统干部的机会，收了不少钱财，少至两三万，多到上百万，且相同条件下，价高者得。茂名市公安局原刑警支队长程彬为谋求副局长职位，先给倪俊雄送了50万元港币和一盒冬虫夏草及两盒普洱茶，可是没见什么动静，又送去30万元港币，但这次被退了回来。原来，原高州市公安局长李天福"更有优势".最后，李天福如愿当上茂名市公安局副局长。　　一些官员遇到不喜欢的职位，比如调到基层，也需要"活动活动".黎某某夫妇因年轻时在乡下工作，导致小孩生病并有后遗症，心理上很抗拒"下乡".当黎得知自己要被调去基层任派出所所长时，他从家人贷款2000多万元搞水电站的资金中拿出15万美金送给公安局长李天福，最后如愿。　　买官者定期"纳贡"　　买官者定期"纳贡"，维持双方"友好关系"，从而形成一条由上至下的官场利益链。　　对于卖官者，有利可图无疑是其卖官的最大动力。同时，在一些卖官者看来，卖一次官就是一次长线投资，通过卖官，让买官者成为"自己人"，为了表达"知遇之恩"及保住官位或者再升迁，买官者日后必然会通过定期"纳贡"方式维持双方的"友好关系"，从而形成一条由上至下的官场利益链。一位纪委工作人员说，贪腐官员往往认为，收下属的钱最安全，因为如果告发，行贿者也脱不了干系，容易形成同犯共谋关系。　　谢某某为了感谢时任茂名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天福的提拔，2002年至2011年十年间，逢年过节，他都会送钱给李天福。　　徐某某为感谢时任广州白云区公安分局局长何靖安排他任竹料派出所所长，上任后分6次共送给何靖8万元，徐某某称是想与何靖搞好关系。　　除了利益，卖官者还要通过卖官为自己赚取买官的本钱。在卖官者眼中，手中的权力就是特殊的商品，他们以商人的眼光去看待手中的权力，只对自己曾经的巨额"投资"负责，将权力当成寻租的资本，不失时机、不择手段地连本带利捞回来。　　为获得时任茂名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倪俊雄的关照，李天福分多次给倪俊雄送上20万元人民币和10万元港币，从信宜市公安局调到高州市公安局任局长。而李天福为了赚取向倪俊雄买官的本钱，他将自己手中的官位一一卖出。当时作为信宜市公安局"一把手"的李天福，每一次的人事任命，都会拿出一份名单，要求有关工作人员按照名单任用，即使其中某些人民主推荐票数不高，李天福仍旧要求提拔，其实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卖官掮客穿针引线　　罗荫国的"高州帮"，杨光亮的"电白帮"，邹继芳的"茂名贵妇交际圈"，利益盘根错节。　　一旦官位成为"商品"，官场必然演化成利益盘根错节的"小圈子".罗荫国、杨光亮等都是本地干部，在当地官场深耕多年，从而形成罗荫国的"高州帮"与杨光亮的"电白帮"，以及以罗荫国妻子邹继芳为首的"茂名贵妇交际圈"."卖官掮客"——商人柯国庆和茂名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李运容，则在各圈子里穿针引线。　　柯国庆曾是茂名市委外宣办的一个副科长，后下海经商，涉足房地产，因与杨光亮、罗荫国等交好，被称作"茂名市地下组织部长"，曾经为了与茂南二建各股东和购地户争夺土地，花巨资"搞掂"了包括杨光亮、罗荫国在内的多名官员。他的"交代"，为贪腐官员归案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李运容经常和邹继芳打牌、喝茶，曾分别送给罗荫国等人共计21.5万元、港币15万元、美金2万元。李运容会约请一些有求于她的人到酒店或家里打麻将，无论是干部考察、调整，还是交流、提拔，她都要收取"活动经费".一次，茂南区某镇委书记想调到市里工作，通过李运容，先后给邹继芳送去20万元，最后如愿以偿。　　腐败成风　　百姓受害　　十几公里的路被分成5个标段，冯立梅等5名市县领导分别交给亲戚或关系户来做，一拖许多年。　　官场腐败成风，受害的必然是百姓。　　茂名这个拥有700多万人口的沿海城市，在2012年前竟然没有行政服务中心。现在行政服务中心的前身是"投资服务中心"，曾是一个只收材料不办事的机构，谁要办个什么事还得挨个部门跑关系、送人情。即便办个房产证也要托关系、走后门，有的甚至五六年办不下来。　　在周镇宏、罗荫国主政时期，茂名"修路难"问题突出。土地出让招拍挂都是走形式，找几个老板一商量就把地价谈好了，不少腐败官员把修路当成"分猪肉"趁机渔利。南方农村报就曾以《省道改造立项13年剪彩三次未动工》为题，报道了茂名"天下第一烂"省道。根据新华社报道，茂名市的迎宾大道，前身是一条臭名昭著的"烂尾路"，由于冯立梅等5名市县领导的插手，十几公里的路被分成5个标段，分别交给自己的亲戚或关系户来做，结果一拖就是许多年。　　因为不法利益纠葛深重，造成大量黑暗现象和诸多激烈的社会矛盾。在茂名监狱窝案中，"权力产业化"达到极致。犯人的嘉奖、减刑、假释、换岗等都可用钱购买。犯人赌博"六合彩"，管教干警收"票子"；犯人吸毒贩毒，竟然有人传帮带；犯人想要报复他人，亦可拿到艾滋病毒血液；一些犯人甚至能藏匿管制刀具。　　2007年到2010年，茂名社会矛盾突出，经常有多达数十人的群众上访，要求解决土地纠纷等问题。在高凉公路旁，一块600多亩的土地闲置了近22年。由于柯国庆行贿，误导法院作出错误裁判，不少购地者和被拖欠了征地款的农民纷纷上访。在这桩权钱交易中，杨光亮非法收受贿赂人民币650万元。　　干部选拔掌权者"说了算"　　干部任用中的提名、考察、任用三大关键环节，应分由不同机构办理，相互牵制。　　俗话说"要当官莫发财，想发财莫当官"，但实际不少官员抱着"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心态。权力这种稀缺资源具有极大诱惑力和巨大的综合效应，成为不少官员的不懈追求，官员贪腐案件涉案金额动辄千万甚至上亿，恰说明权力的诱惑性。周镇宏受贿金额达2464万元，还有3700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罗荫国全部犯罪金额合计逾亿元。　　干部选拔本有一定的程序——群众民众推荐、组织部门考察、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公示，但这个流程往往被掌权的官员故意忽略，形同虚设，因为掌权者要凸显出"我说了算"这一权力价值，从而达到收受利益的目的。如此，政府官员的升迁，没有科学量化的考核指标，更多是依据握有升迁大权的领导的喜好，一言九鼎的"一把手"更是关键。　　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认为，要让卖官的没市场，就应该建立用人权力的制衡机制，对干部任用中的提名、考察、任用三大关键环节，分由不同机构办理，机构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牵制，形成一条规范完整的"流水线"，避免少数人说了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表示，香港等地以竞争性制度规则取代个人决定。在我国，需要在制度和人之间作出清晰、严格的界定，不给人留下制度决定空间内的任何自由裁量或干预的机会。一些地方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被一些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就是深刻的教训。　　□参考资料：中国裁判文书网、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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